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

2016-6-24 14:28| 发布者: 范磊| 查看: 1003| 评论: 0|原作者: 李存山|来自: 《范仲淹研究文集》

摘要: 作者: 李存山来源:《范仲淹研究文集》(5)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9年11月一、范仲淹与“宋初三先生”宋代新儒学,又称道学或理学。朱熹在《伊洛渊源录》中定周敦颐为道学之开山,但又论:“本朝道学之盛……亦有其渐 ...
作者: 李存山来源: 《范仲淹研究文集》(5)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9年11月

一、范仲淹与“宋初三先生”

宋代新儒学,又称道学或理学。朱熹在《伊洛渊源录》中定周敦颐为道学之开山,但又论:“本朝道学之盛……亦有其渐,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,如山东有孙明复,徂徕有石守道,湖州有胡安定,到后来遂有周子、程子、张子出。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,依旧尊他。”在这里,朱熹说出了宋代新儒学的兴起“亦有其渐”,这个“渐”的开创者实为范仲淹。
然而,范仲淹的这个开创者的地位一直没有被确认,这与程颐的尊敬胡瑗(安定)很有关系。所谓“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,依旧尊他”,在“此数公”中,程颐所最尊敬的实为胡瑗。程颐“始冠,游太学”,胡瑗以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试诸生,得程颐之作,“大惊异之,即请相见,遂以先生为学职”。《宋元学案·安定学案》载黄百家说:胡瑗对程颐“知契独深”,“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,于濂溪虽尝从学,往往字之日茂叔,于先生,非安定先生不称也”。程颐敬礼胡瑗,而胡瑗曾与孙复、石介同学,此所以《宋元学案》“托始于安定、泰山者,其意远有端绪”。因为《宋元学案》“托始于安定、泰山”,所以“高平(范仲淹)学案”就被列在了“安定学案”和“泰山学案”之后,范仲淹的开创者地位遂被“宋初三先生”所掩。
《宋元学案·序录》云:“宋世学术之盛,安定、泰山为之先河,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。”又云:“晦翁推原学术,安定、泰山而外,高平范魏公其一也。高平一生粹然无疵,而导横渠以人圣人之室,尤为有功。”从这里看不出范仲淹与“宋初三先生”的关系,似乎范仲淹是安定、泰山“而外”或而后的另一支。其实,范仲淹不仅“导横渠(张载)以人圣人之室”,而且也是“宋初三先生”的领路人。朱熹的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卷十一记载:“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,胡瑗、孙复、石介、李觏之徒,与公从游,昼夜肄业……”这才是范仲淹与“宋初三先生”之关系的实际情况:胡瑗、孙复、石介、李觏等等都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。
范仲淹(989 1052)生在徐州,两岁丧父,母贫无所依,改嫁长山(今山东长山县)朱氏。他21岁时寄居在长白山醴泉寺(今山东邹平县南)刻苦读书;④23岁时感愤自立,佩琴剑径趋南都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,“入学舍,扫一室,昼夜讲诵,其起居饮食,人所不堪,而公自刻益苦”,“冬夜惫甚,以水沃面,食不给,至以糜粥继之”。如此苦学五年,“大通六经之旨,为文章论说,必本于仁义孝弟忠信”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(1015),范仲淹登进士第。
欧阳修在《范公神道碑铭并序》中说:“公少有大节,于富贵贫贱,毁誉欢戚,不一动其心,而慨然有志于天下。朱熹也曾说:“且如一个范文正公,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,无一事不理会过。一旦仁宗大用之,便做出许多事业。”
宋仁宗天圣三年(1025),范仲淹在《奏上时务书》中提出“救文弊”、“复武举”、“重三馆之选,赏直谏之臣,及革赏延之弊’’等改革主张。其中“救文弊”的思想,是继唐代韩(愈)、柳(宗元)之后,宋代古文运动的开端,比尹洙、欧阳修、石介等投入古文运动“至少要早十年”。他在书中批评当时士人学风和吏治的败坏时说道:
修辞者不求大才,明经者不问大旨。师道既废,文风益浇;诏令虽繁,何以戒劝? 士无廉让,职此之由。其源未澄,欲波之清,臣未之信也。傥国家不思改作,因循其弊,冒风坏于下,恐非国家之福也。
范仲淹将士人的学风,即士人能否继承儒家的“师道”,认明儒经之大旨,掌握治世之大才,看作国家的治乱之源;而此源头的澄清,又在于国家取士制度的改革和吏治的清明。这一精神一直贯彻到后来的庆历新政中。职此之故,庆历新政不仅关乎宋代的“革新政令”,而且更关乎宋代的“创通经义”。
天圣五年(1027),范仲淹寓南都应天府。当时晏殊为留守,请范仲淹掌府学。《宋史》卷三一一《晏殊传》载:‘‘(晏殊)改应天府,延范仲淹以教生徒。自五代以来,天下学校废,兴学自殊始。,,范仲淹《年谱》载:“公常宿学中,训督学者,皆有法度,勤劳恭谨,以身先之。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,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,多其所教也。”范仲淹在此年写了一万余言的《上执政书》,指出当时的宋朝已经处于“泰极者否”的形势,只有“变”,才能“通”而“久”。他系统地提出了“固邦本,厚民力,重名器,备戎狄,杜奸雄,明国听”的改革之策。其中“固邦本者,在乎举县令,择郡守,以救民之弊也”,是后来庆历新政之首要;而“重名器者,在乎慎选举,敦教育,使代不乏材也”,正是后来庆历新政之首要和本源。也正是在这一年,范仲淹结识了孙复,《范文正公集·年谱》引魏泰《东轩笔录》云:
公在睢阳(按即南都,今河南商丘)掌学,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公,赠钱一千。明年孙生复谒公,,因问:“何为汲汲于道路?”孙生戚然动色日:“母老无以养,若日得百钱,则甘旨足矣”公曰:“吾观子辞气非乞客,二年仆仆所得几何,而废学多矣。吾今补子为学职,月可得三千以供养,子能安于学乎?”孙生大喜。于是,授以《春秋》,而孙生荐学不舍昼夜,行复修谨,公甚爱之。明年公去睢阳,孙亦辞归。后十年间,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,以《春秋》教授学者,道德高迈,朝廷召至,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。(又见《宋元学案·泰山学案》附录)
这一段范仲淹与孙复的因缘际会,实为宋代新儒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契机。范仲淹对当时穷潦倒的“孙秀才”给予同情、帮助,补以学职,授以《春秋》,激励他“安于学”。《宋元学案·泰山学案》载:孙复“四举开封府籍,进士不第,退居泰山,学《春秋》,著《尊王发微》十二篇”。孙复在睢阳两次上谒范仲淹,当即孙复四举进士不第之时。他在泰山“学《春秋》”,当始于范仲淹在睢阳“授以《春秋》”。孙复不负范仲淹所望,在泰山苦学十年,成为著名的“宋初三先生”之一。
《宋元学案·安定学案》载:胡瑗“七岁善属文,十三(岁)通五经,即以圣贤自期许。……家贫无以自给,往泰山与孙明复、石守道同学”。他生于993年,13岁时是1006年,而孙复离开睢阳时是1028年,也就是说,在胡瑗13岁“通五经”之后,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贫困坎坷,然后往泰山与孙复、石介同学。《安定学案》载其在泰山苦学的情况:“攻苦食淡,终夜不寝,一坐十年不归。得家书,见上有‘平安’二字,即投之涧中,不复展,恐扰心也。”在此期间,“宋初三先生”相互砥砺,而范仲淹的“慎选举,敦教育”的思想当通过孙复而传达给了胡瑗、石介。
景祜二年(1035),范仲淹在苏州,奏请立郡学,并且把自己所得南园之地建为“义学”,希望“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”。此年,范仲淹延聘胡瑗“为苏州教授,诸子从学焉”,同时亦给孙复写信,希望他到苏州“讲贯经籍,教育人材”。此年末,范仲淹召还判国子监,朝廷更定雅乐,诏求知音,范仲淹推荐胡瑗,“以白衣对崇政殿,授试秘书省校书郎”。此时,胡瑗42岁,经范仲淹的推荐,以“白衣”被授学官之职。
康定元年(1040),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。在戎马倥偬中,他写有《举张问、孙复状》,说孙复“素负词业、经术,今退隐泰山,著书不仕,心通圣奥,迹在穷谷”,希望朝廷“赐召试,特加甄奥”。当此时,胡瑗任丹州(今陕西宜川)军事推官,是“范仲淹幕府中的人物”。
庆历二年(1042),朝廷依范仲淹、富弼的推荐,“以处士孙复为国子监直讲”,此时孙复50岁,距其离开睢阳已经14年了。孙复在泰山苦学期间亦曾向范仲淹推荐石介:“执事若上言于天子,次言于执政,以之为学官,必能恢张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,以左右执事,教育国子,丕变于今之世矣。”观此可知,石介为学官也是出于范仲淹的推荐。“宋初三先生”都是因有范仲淹的激励、延聘和推荐,才在宋代思想史或学术史上发生了重要的作用。
在庆历新政推行时(1043—1044),孙复、石介并为国子监直讲。范仲淹又有《奏为荐胡瑗、李觏充学官》,其中说胡瑗“志穷坟典,力行礼义,见在湖州郡学教授,聚徒百余人,不惟讲论经旨,著撰词业,而常教以孝弟,习以礼法,人人向善,闾里叹伏,此实助陛下之声教,为一代美事”。此时,胡瑗的“苏湖(教学)之法”得到朝廷的肯定和推广,胡瑗本人也被召为诸王宫教授(辞疾未行)。石介在当时作《庆历圣德诗》云:“惟仲淹弼(范仲淹、富弼),一夔一契。……众贤之进,如茅斯拔;大奸之去,如距斯脱。”“宋初三先生”与范仲淹及庆历新政的关系,于此得到充分展现。
庆历新政的夭折,发端于石介的被诬陷而死,孙复亦被罢贬。后来,孙复得以复职,“稍迁殿中丞,年六十六卒”。胡瑗则在皇祐二年(1050)再次被召,参与“作乐事”,受到朝廷的嘉奖。嘉格元年(1056),胡瑗“擢太子中允、天章阁侍讲,仍专管勾太学。四方之士归之,至庠序不能容,旁拓军居以广之。既而疾作,以太常博士致仕。”程颐的“闲游太学”,得到胡瑗的赏识,就是在皇柘或嘉{;占年间。
虽然庆历新政夭折了,但其“慎选举,敦教育”的思想则因胡瑗的执掌太学而得以发扬光大,并且形成了与王安石“新学”相抗衡的一股势力。《安定学案》载:
是时礼部所得士,先生弟子,十常居四五,随才高下而修饰之。人遇之虽不识,皆知为先生弟子也。在湖学时,福堂刘彝往从之,称为高弟。后熙宁二年,神宗问曰:“胡瑗与王安石孰优?”对日:“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,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。臣闻圣人之道有体、有用、有文。君臣父子、仁义礼乐,历世不可变者,其体也;诗书史传子集,垂法后世者,其文也;举而措之天下,能润泽斯民,归于皇极者,其用也。国家累朝取士,不以体用为本,而尚声律浮华之词,是以风俗偷薄。臣师当宝元、明道之间,尤病其失,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,夙夜勤瘁,二十余年专切学校,始于苏湖,终于太学。出其门者,无虑数千余人。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,以为政教之本,皆臣师之功,非安石比也。
熙宁变法时,胡瑷的弟子在朝中“十常居四五”,这是一股与荆公新学相抗衡的势力,故而宋神宗有“胡瑗与王安石孰优”之问。刘彝把胡瑗的“明体达用之学”表达得十分清楚,说胡瑗的教授学者之功非王安石可比,这也是事实;但说“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,以为政教之本,皆臣师之功”,却未免尊其师而忽略了范仲淹的重要作用。胡瑗“专切学校,始于苏湖”,其在苏州讲学即在明道(按实为景祜)年间,在湖州讲学则在宝元年间。而天圣三年,即胡瑗在苏州讲学的十年之前,范仲淹就已在《奏上时务书》中提出了“救文弊”的思想,指出“文章之薄,则为君子之忧;风化其坏,则为来者之资”,批评当时“修辞者不求大才,明经者不问大旨,师道
既废,文风益浇”,并且强调“其源未澄,欲波之清,臣未之信也”。两年之后,范仲淹在《上执政书》中提出“慎选举,敦教育”的思想,主张“深思治本,渐隆古道”,期以行之数年而使“士风丕变”。又三年之后,范仲淹在《上时相议制举书》(《范文正公集》卷九)中提出“宗经则道大,道大则才大,才大则功大”,主张通过改革科举而“使天下贤俊,翕然修经济之业,以教化为心,趋圣人之门,成王佐之器”。又五年之后,范仲淹在苏州立郡学,胡瑗始应聘而专切于学校。刘彝所说“国家累朝取士,不以体用为本,而尚声律浮华之词,是以风俗偷薄”,胡瑗“尤病其失”,实际上,范仲淹“尤病其失”比胡瑗早十年。胡瑗“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”,这是本于范仲淹的“慎选举,敦教育”思想。“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,以为政教之本”,这除了胡瑗的教授之功外,还应归功于范仲淹的首倡敦教育、立郡学。若无范仲淹的延聘和推荐,胡瑗也不可能“始于苏湖,终于太学”,成一时教育之盛事。
由于范仲淹和“宋初三先生”等人的共同努力,庆历新政确立了“明体达用之学”。钱穆先生说:明体达用之学“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,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,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”,“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,非进士场屋之业,则释、道山林之趣,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,而先树其体于我躬,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,题意深长,非偶然也。”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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